在香港華人社會中，由於戰亂、貧困以及受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觀念影響，女嬰和女童往往自出生起便處於劣勢，屢遭忽略甚至被遺棄或販賣，其中大部分嬰孩夭折，即使能倖存下來，生活也十分坎坷。在此背景下，香港天主教會在19世紀中葉邀請法國聖保祿女修會和意大利嘉諾撒會來港，設立棄嬰堂和孤兒院，而1922年成立的寶血會從三十年代起也加入服務行列，照顧最弱小無助的棄嬰和女童。這三個修會代表天主教會照顧孤兒超過百年之久，分擔解決社會問題的責任，將傳教使命融合在服務當中。在初期，收容的嬰兒死亡率平均高達70%，引來教會内部或政府立法局質疑，但科主教的報告（1850年）和政府醫療總監的調查（1886年）都指出很多時候華人是在嬰兒瀕臨死亡時才送來育嬰堂，修女們已盡力而為。要照顧的孤兒之多，使她們身心俱疲，按聖保祿女修會的説法，「年輕而健康的修女工作三至五年後，便會因透支而倒下了」。[1]
本地天主教會服務棄嬰孤兒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帆風順，不同的修會團體需要面對各自的困苦：教會團體内的紛爭、語言限制下驟然失去人手資源（第三會）的徬徨、緊絀的財政，還有瘟疫和戰亂，但這一切沒有令修女放下孤兒服務。各個修會設立的棄嬰堂和孤女院，不僅提供臨時庇護及基本生活照料，更重要的是給棄嬰孤兒提供了一個安全、穩定和充滿愛心的成長環境。孤兒服務還包括教育和生活技能培訓，例如讀寫、針織等。通過有系統的教育與培訓，使孤兒從根本上獲得改變命運的機會，甚至為這些孤女在教會內物識結婚對象，融入社會，締造美滿的天主教家庭。這種全人關懷模式，讓受助者能夠在知識、品格及心靈上獲得重建，逐步改變因家庭及社會忽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在傳教使命方面，除了初期為垂死嬰兒付洗（直接的傳教救靈魂工作），在養育孤女的慈善服務中，也結出果實來：部分女孩加入修會成為修女；一些女孩長大，帶著信仰開展新生活，建立家庭。孤兒服務也為修女提供長期與群眾接觸的途徑，透過每年的賣物會、籌款活動、政府官員探訪，讓社會人士看到棄嬰孤兒的狀況，激發社會的良知與慈悲。
橫跨百年的孤兒服務早已結束，但各個天主教修會在其他範疇中，無論是托兒所、幼兒教育、或中小學教育，至今仍繼續以不同的方式關顧和守護女孩，成為她們成長中的陪伴者。
[1] 夏其龍著，蔡迪雲譯，《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305。
在香港社會普遍貧窮的年代中，教會展現了多元的扶貧模式，其中瑪利諾女修會雖則是無心插柳的開始，卻援助了不少華人婦女及女童在物質、技能和心靈上的需要。從二十年代開辦的工業部，到五十年代的山寨工廠和貧女會，三種方式分別針對成年婦女、處於就業困境的勞動者，以及年幼貧困的女童，形成了一個互助共成長的社群。
瑪利諾修女透過工業部令修會經濟自給自足，也為成年婦女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如刺繡、縫紉及設計，幫助她們自力更生並改善家庭經濟狀況。戰後針對失業及經濟困頓的家庭，修會創建福利社，支援居民，又開設山寨工廠製造和銷售產品，讓婦女在家中既能兼顧家務，又能學習實用技能。同時間修女著眼於貧困女童的教育與成長，設立「貧女會」，免費提供有限度的語文、算術及基礎生活技能訓練，塑造她們未來獨立自主的基礎。
修女們除了在繡花房、福利社工廠或貧女學校中傳授技能和知識，定期的家訪和聯誼活動更顯得意義深遠。她們親自走入婦女當中，傾聽婦女及其家人的需求與困難，透過耐心交談和生活指導，將關懷和溫暖帶進每個家庭。這份陪伴和關懷不僅使婦女在面對家庭與社會壓力時獲得心理上的安慰，幫助她們學習如何在困境中成長，也讓她們的家人，特別是丈夫、父親，明白她們的工作、學習和用心，進而推動家庭環境和諧及面對逆境的靭力。這種從家庭出發，結合技能培訓與精神教導的模式，讓婦女和她們的家庭感受到實質幫助之餘，也更容易接受修女所傳遞的基督信仰，進一步推動了整個傳教事業的發展。正是透過這種深入生活、扎根社區的方式，教會得以逐漸建立起與民眾之間的穩固互信，施展其影響力。
綜合來看，瑪利諾修女在扶貧工作上的三大舉措，均來自會祖所強調的：女性賦權、技能學習及全人關懷，而家訪則進一步拉近了教會與社區的距離。雖然這些行動無法徹底消除貧困，但它們卻為受助人及其家庭注入了希望和力量，在不同年代提供了物質救濟與心靈撫慰，確實陪伴了困苦中的華人婦女。
本文回顧了香港天主教會自1848至1985年逾百年間在基礎教育，特別是女子教育方面的貢獻。文章分為三個主要歷史階段，首先是1848-1905年萌芽與奠基的階段。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等外國修會來港開辦女子學校，為華人女童提供教育機會，挑戰當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教會學校不僅教授宗教與中文，也著重實用技能，成為香港女子教育的重要開端。接著是1906-1945年戰前及戰時的發展與挑戰階段。在這期間，中國內地女子教育政策的開放與香港社會對英語及西方知識需求的增加，天主教女子學校數量顯著增長。儘管二戰期間教育活動幾乎停頓，天主教學校在戰前已成為優質教育的代名詞，並在補助學校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然後是1946-1985年戰後本地教育普及與貢獻階段。戰後難民潮使教育需求激增，天主教會積極配合政府擴展教育，興建大量學校，並推動「一舍多校」等多元模式以增加學額。1970年代後，九年免費教育的實施標誌著香港基礎教育的普及。在發展過程中，天主教學校不僅為女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也培養了大量女性教育工作者，推動了社會性別平等。總體而言，天主教會在香港教育史上扮演了先驅與推動者的角色，特別是在提升女性教育機會與地位方面，貢獻卓著。
在香港主流教育的發展歷程中，天主教會無疑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除正規學制之外，教會亦長期致力於拓展多元教育範疇，包括特殊教育、職業教育與護理培訓等，體現其對教育普及與人文關懷的深入實踐。
在特殊教育方面，天主教會陸續創辦多所專為視障、聽障、智障及情緒困擾學生設立的學校，尤其關注殘疾女性的受教育權。除了提供基礎教育，更透過提供住宿照顧、心理輔導及職能訓練，以同行者的角色，陪伴學生跨越身心限制，建立自信與自主能力，落實全人發展的理念。
至於護理教育，天主教會自19世紀末便本著關懷貧病的精神投入護理服務。至20世紀中葉，隨著香港護理體系逐步專業化，教會持續在護士培訓中發揮關鍵作用。無論是早期的師徒制培訓，還是派遣修女赴澳門接受正規護理教育後返港服務，均體現了「以人為本」的護理文化。教會創辦的護士學校，為更多香港女性開闢了就業與專業發展的途徑。從1960年代至千禧年間，四所與天主教會相關的護士學校培育了無數專業護理人才。其後，因應大學護理學位課程的普及與醫院管理局的整合，部分由修會營辦的護士學校逐步轉型或交由醫管局管理。然而，早年畢業的護士已將「以愛關懷病人」的人文精神深植於日常工作中，持續傳承這份使命。時至今日，聖德肋撒醫院護士學校仍堅守崗位，秉承保祿醫療牧民理念，以信、望、愛的精神培育稱職而優質的護理人員，延續天主教護士教育的獨特使命。
天主教會堅信，「人人既皆享有人的尊嚴，則人人皆在接受教育上有其不可剝奪的權利」[1]。教育不僅是認識真理、尊重生命的途徑，更是實現個人全面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基石。百多年來，天主教學校不僅培育了眾多卓越人才，更始終以同行者的姿態，與弱勢並肩前行，積極協助貧困學生、身心障礙者及情緒受困者，並大力推動各類教育，尤其使女性受益，成為社會上的獨立自主個體。透過品德塑造與服務實踐，教會教育引導學生包容與尊重弱勢，在陪伴中見證生命轉化，彰顯教育如何真正成為推動社會流動的重要力量。[2]
[1] 《天主教教育》宣言（Declaratio De educatione christiana Gravissimum Educationis (GE)），1965.
[2] 夏其龍、曾家洛及劉卓輝編，《1950-1980年代香港天主教教育：口述歷史訪問》（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9），頁8-15。
從19世紀嘉諾撒會修女在灣仔創立「善牧之家」，至祈良神父指示聖母軍探訪性工作者的五六十年代，再到20世紀末「青鳥」為性工作者爭取尊嚴與權益，香港天主教會與女性工作者始終以實際行動踐行「與邊緣婦女同行」的使命。這段逾百年的歷史，展現了天主教會對弱勢女性的深切關懷：前者在社會道德混亂的時代，以庇護與教育挽救被販賣的婦女，之後是探訪談話的陪伴；最後者則在現代社會的隱形歧視下，透過法律支援、健康服務與公眾倡議，為性工作者爭取基本人權與尊嚴。
「善牧之家」與「青鳥」的行動和聖母軍的探訪，皆始於對「人」的信仰——無論是修女們的宗教信念，或青鳥團隊對平等權利的堅持，以及平信徒的關懷談話，其核心都是肯定邊緣女性的主體性。這些邊緣女性從被動的「救助對象」逐漸成為能發聲、能合作的夥伴，這轉變見證了社會服務從慈善走向賦權的歷程。
時至今日，性工作者的困境仍未消失，但這些組織留下的精神——尊重、陪伴與永不放棄的實踐——持續啟發後繼者。正如青鳥的象徵，這些努力如同神話中的信使，將希望與改變照向耀眼霓虹燈下的陰影。未來，唯有消除結構性歧視、正視性產業的複雜性，才能真正實現「無人被遺落」的願景。
綜觀香港天主教會自20世紀以來的服務歷程，為女性開辦的宿舍不僅是提供棲身之所的實質援助，更是教會踐行關懷與陪伴使命的重要體現。從明愛系統下針對工友、學生的實用居所，到聖貞德團體、聖保祿修會、嘉諾撒會、善牧會等為女青年、大學生乃至有環境所需的女性提供的庇護空間，這些宿舍共同構建了一張支持網絡，讓不同處境的女性——無論是離鄉求學的學子、投身職場的工友，還是面臨家庭困境的少女——都能在身心困頓之際找到一方安穩的落腳處。
教會在這些服務中，尤其彰顯了其作為「同行者」的角色。宿舍不僅解決住宿的實際需求，更透過修女、職員與舍監的日常照料、心靈支持，乃至生活技能的培育，營造出如家一般的歸屬感。無論是聖母宿舍中修女對學生的關照，方濟會宿舍對「出嫁女兒」的家庭式祝福，還是善牧會以耐心與信任療癒受創心靈，都體現了教會陪伴女性走過人生不同階段的堅持。
這些宿舍的歷史，見證了教會對女性處境的敏銳回應——從早期照顧大學女生，到後來支援難民學生、工廠女工、受困少女，服務的形式雖因時代而變，但其核心精神始終在於：以實際行動踐行信仰中的愛德，在社會中為女性撐起一片容身、安心、成長的天空。這不僅是教會對女性的福利服務，更是一份扎根於日常的、溫柔而堅定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