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過去一百多年來，香港天主教會在婚姻制度上始終基於教義，持守堅定立場，捍衛一夫一妻的神聖婚姻觀。這一堅持不僅是信仰上的實踐，更在歷史進程中成為陪伴與支持女性成長的重要力量。在殖民統治早期，教會因1875年的《婚姻登記條例》與視婚姻為民事契約的殖民政府產生衝突，此舉固然是為了維護其主持婚禮的宗教權威，但同時也向華人社會示範了尊重女性、忠誠相守的婚姻典範。
進入20世紀中後期，隨著社會環境變遷與婦女團體的興起，民間力量逐漸匯聚，最終推動1971年《婚姻制度改革條例》通過，從法律上確立了一夫一妻制並廢除納妾習俗。在此過程中，天主教會雖非主要推動者，但仍透過轄下媒體《公教報》發聲，表達立場，並鼓勵信眾團體表達意見，延續其對婚姻教義的堅持，並在精神與價值上與女性同行。
總體而言，教會對一夫一妻制的堅守，不僅在制度層面挑戰了傳統華人婚俗，更在觀念上間接促進了婦女在家庭與社會中地位的提升。這種基於信仰的陪伴與倡議，正體現了天主教會在香港華人婦女成長過程中所扮演的同行者角色——既在價值上引領，也在實踐中支持，與女性共同走向更平等、更有尊嚴的社會未來。
水上新娘的處境，是制度與地理雙重邊緣化的結果——她們隨香港漁民丈夫來港，卻因缺乏合法身份而無法上岸生活，長期生活在警察盤查、扣留與遣返的威脅之下，家庭團聚的基本權利亦被剝奪。這種「兩邊不是人」的困境，不僅是行政與邊界管制的產物，更反映出女性在遷移與婚姻過程中所承受的結構性不平等。
兩位外籍神父甘浩望與宋啟文的介入，從根本上看，是一場與女性同行、為女性爭取尊嚴的信仰實踐。他們受梵二會議精神啟發，不以傳統居高臨下的方式傳教，而是選擇住在艇上、與水上新娘及其家庭共同生活，親身體驗她們的艱難與不安。他們的行動，既是對弱勢家庭的慈悲扶持，更是對女性處境的有意識陪伴──透過爭取上岸安置與身份承認，他們與其他團體和義工協助這些女性從隱形的邊緣狀態中走出來，重獲在家庭與社會中的主體地位。
這項牧民關顧最終促成政策轉變，使千餘名水上新娘及其子女獲准來港定居，實現家庭團聚。而其中蘊含的意義，遠超於個案解決。正如宋啟文神父所言：
很多人問我們傳教士做甚麼？用我們的生活傳教，讓人明白教會不單是岸上的教堂，教會也「落艇」和他們一起行，一起生活。幫助人解決人的問題也是宣傳福音，每個人都是天父的兒女，如果可以幫助他們恢復尊嚴、工作，這已是傳福音。
這段話，恰恰體現了香港天主教會在女性成長路上所扮演的「同行者」角色──教會不僅透過社會服務與教育支援女性發展，更在制度不公、權利受損的關鍵時刻，選擇與她們站在同一陣線，以生活化的陪伴取代教條式的指導，以行動爭取權益，以尊嚴重塑生命。
時至今日，水上新娘的個案雖已告一段落，但教會與女性同行的使命並未結束。從婚姻制度的倡議到弱勢婦女的賦權，從家庭價值的堅持到社會參與的推動，香港天主教會在女性生命的各個階段，擔當陪伴、支持與倡議的使命，與她們一同走向更整全、更自由的成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