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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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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聖統制的成立對現代中國教會和香港教區的意義

講者:林瑞琪博士 (長時期從事現代中國教會發展的研究,目前為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的助理教授)

           夏其龍神父 (從事19-20世紀香港天主教會歷史研究,前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現為香港教區檔案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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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概要 : 

中國聖統制的成立對現代中國教會和香港教區的意義

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護十二世宣布在中國成立「聖統制」(本地教會的正式體制),包括香港在內的130多個宗座代牧區升格為教區,是中國教會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今年適逢其成立75周年,本場講座邀請兩位資深學者對其作全面回顧,從而探索中國教會和香港教區未來發展的路向。

一、從中國聖統制建立七十五週年探討其對現代中華教會的意義

林瑞琪博士首先指出聖統制成立的意義,在於按照天主教法典,中國各地的宗座代牧區升格為教區。聖統制的成立促使中國教會成為完整的實體,不再由外國傳教會分佔。然而,1946年時由於缺乏勝任教省總主教的中國籍神職人員,大部分教省仍由外籍傳教士領導。

聖統制會因應教會事務發展而變更,是為服務教會而存在的體制。例如1952年教廷新增第21個教省——台灣,這個最新的教省其後非常活躍。對於有些學者認為,聖統制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已名存實亡,林博士持相反看法。

他舉出一個具體例子,是廣州總教區的耶穌會士鄧以明1981年獲得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為廣州總主教,反映中國教會對外隔絕20多年後,教廷仍然堅持聖統制的存在。除了鄧以明,中國好幾位教省總主教同樣貢獻巨大,即使政府難以理解總主教的職能,但當教省內有主教出缺時,總主教會協助該教區維持教務運作。

另一方面,聖統制有助於維繫兩岸的天主教會。1984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向前來羅馬述職的台灣主教提出「橋樑教會」的使命,指出兩岸教會成員同屬一個偉大的民族,鼓勵台灣主教支持遭遇困難的大陸教胞,接通大陸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往來。即使海峽兩岸在政治上分治,聖統制的存在邀請兩岸教會互相合作。

在結論中,林博士指出50年來中國有些教區範圍跟隨行政劃分而變動,造成教務上的困難。羅馬教廷抱持開放的態度,等待適當時機,與中國主教對話,有必要時願與政府磋商,解決教省及分區問題。他期望將來中梵關係全面正常化後,有助消除彼此的差異。

二、中國聖統制的成立對現代中國教會和香港教區的意義

夏其龍神父解釋聖統制的意思,乃層級體制,即教會架構上的變更;「聖」字常見於教會術語中,指屬於教會。在中國聖統制內20個教省之中,香港屬於廣東教省,最大意義就是香港教區的成立,宗座代牧恩理覺成為首任教區主教,領導本地教會。教區成立後,按照天主教法典成立堂區,使之具有法人地位,成為教區重要的組成部分。

夏神父以二戰後兩個信徒組織為例,說明香港教區在聖統制成立前後,與整個中國教會的交流互動關係:一是中環的公教進行社,受活躍於華北及上海一帶的「公教進行會」影響而設立,為香港信徒提供活動場地及出版刊物等;二是「聖母軍」由聖高隆龐會莫克勤神父從國內傳到香港,其宗旨亦是鼓勵信徒積極參與傳教工作。

儘管1946年中國教會還不成熟,未有足夠本地神職人員領導教會,但夏神父認為倘若沒有設立聖統制,往後的教會發展只會越來越慢。至於香港教區,在聖統制成立了逾20年後(1969)才由本地神職人員——徐誠斌主教——出任教區領導人,促成此事的主因其實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65)。

夏神父總結說,香港在地理上與政治上甚為獨特。位於中國南端一偶的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本地教會具有政治角色亦在所難免。與其說橋樑教會,他認為香港教區更像踏腳石,眾多修會和傳教會聚集在小小的香港,為進入中國大陸服務作準備。百多年後的今天,香港已非喪權辱國的標誌,卻面臨一國兩制或一國一制之間的張力,教會隨著香港特殊角色的轉變而發生變化。未來香港教區會否完全融合至中國教會內,融合的過程與結果如何,夏神父請大家拭目以待。

主持與記錄黃懿縈博士(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系宗教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